翠花试杀

任何信仰危机，只在于一种形体的转换之中，可能这种形体不会被所有的人所认同，但是它必须存在于客观事物之上。就如伟大的浪漫主义者英国诗人雪莱一样，放逐海边，逃离伦敦，而雪莱的信仰是什么，我认为是自然的，就如他的《云雀》，或者《西风》一样。这样的信仰必须存在于现实可以给他一定的快乐，而这种快乐是可以触动的。
 
我一直认为梵高是一个浪漫主义者，不知道研究艺术的人，甚或是研究凡高的人如何讨论这个话题，我只能认为，凡高在物质世界是没有找到属于他本性浪漫的源泉，所以痛苦，而正是这痛苦，让我们认识了凡高内心深处不同的世界。那么，反过来说，如果凡高在物质世界找到了比如莫奈、达芬奇或者康德的欢乐，那么凡高是否会留下我们要去研究的神秘的痛苦？这不可定论。也许这样的假设本没有出发点，但是我们习惯以晚辈的心态去同情圣人的痛苦，这痛苦是时代性的，是空间的，甚至是立体的。于是，你可以看到许多奥地利人可以在同一个地点膜拜莫扎特，甚至没有听过《唐璜》的人，也会站在雕像前，挥洒自己的情感元素。于是我得出这样一个结论：信仰本身没有危机，危机是当我们的信仰在物质社会遇到困难时候，我们自身的精神和生命发生了碰撞，于是变得不信仰了，或者是信仰虚无了。
 
所以，信仰危机是本位主义出发的，而不是从客观世界中出发的。我们可以客观的说：世界上没有上帝，但是西方人普遍认为上帝是存在的，那么这个上帝是何物？是信仰，还是“真实的存在”，黑格尔小朋友确实没有能够证明这一概念，所以他的绝对精神也是建立在他肉眼可以观察倒事物之中的，只不过他提炼了其中最精髓的部分，这就是辩证哲学让我们看不到的地方。但是丹麦存在主义先驱祁克果站出来了，他否定了黑格尔的绝对的精神，提出了存在只适用于个人的概念，即一个人自己的生活过程，包括自我参与、自由选择和实现自我的三个环节。也许这时候我们要读懂这一“存在”的哲学概念，通过这个哲学来了解信仰的危机是否存在，那么就必须了解祁克果所论证的感性阶段、伦理阶段和宗教阶段。可是，当我读了祁克果的日记之后，我模糊了，因为提倡人必须的三个阶段的祁克果，却在他的日记里，前两个阶段是否根本就不是他的权威，并且连署名也没有用上，用祁克果的话说：他的信仰是最后一个阶段。就是本身存在的，可以现实触摸的。这是不是跟斯宾诺莎（Spinoza）分析的人的实体本身只有神而矛盾呢？这样的信仰是否不能规划为彻底的辩证唯物呢？
 
我越来越认为，凡是研究哲学系统的人，他们的信仰都是模糊的，他们太相信唯物或者唯心了，永远在统一的和分化的矛盾循环体中寻求一个世界的存在问题。但是，用我们中国的道家的观念来认为，这似乎有是错误的。道家的虚无是一种境界，划分到哲学流派中，这似乎是唯心论者，而我们众所周知，老子是有信仰的，庄子也是有信仰的，道的信仰是无为的，是修身的，说的文学一点，是隐士的，透彻的。可是区别就在于，西方纯粹的哲学体系是要研究一个宇宙的存在或者不存在的话题，研究的是神和非神的范围，所以我理解尼采那一震天的呐喊：上帝死了，我还活着，也理解笛卡尔的神、实体和精神的综合哲学观念。

我也承认人都有信仰危机，人不可能没有信仰，但是反过来论证这个观点也有些道理，那就是没有信仰，就等于没有危机。危机是怎么产生的？是有了信仰之后产生的，还是跟信仰没有关系。这观点就等于“一千个读者有一千个汉姆雷特”一般，没法论证。但是，可以肯定的说，没有信仰的个体或者群体，无疑是纯净的，因为有了信仰，就会有信仰而带来的精神动力，一旦当精神动力在物质世界得不到满足的时候，随之而来的，就是痛苦。
 
万物都有本性，本性是否会产生信仰，佛说：不可说，不可说。悟道而已。人有本性，草木也有本性。人有信仰，而草木没有信仰，但是草木照样春生秋灭。
 
信仰是肯定有危机的，这危机的意识大多数在我们自身还没有意识到的情况下，就已经萌发了。现实很多例子可以证明这一危机的荒唐：贪官污吏面对着公众满含深情地说：“我们是人民的公仆”；歌星影星在幻彩的舞台上扮演着清纯与英雄；思想家在舒适的别墅里激情地写下 “我要与底层人民在一起”；我自己又何尝不是如此，写起文字来似乎正义凛然，当面对可能的生命威胁时，当面对可能的物质剥夺时，我还能坚持自己的观念吗？我能否像一个普通的记者一样揭发不义吗？我能做到吗？我自称以佛教为精神归依，我能做到把钱财全部施舍出去吗（像基督对富家子说的，像李敖对金庸的讽刺）？我能做到五戒十善吗？我唯一能做到的只能是：诚实地承认我胆怯，诚实地承认我不够真诚，诚实地承认我处在罪恶之中，诚实地承认我还有很多不足。在此意义上，祁克果是一面镜子，我们在说每句话的时候，都有必要照照镜子：我们说的是否就是我们的生存状态？我们是否能够像说的一样去做？ 
 
这就是信仰危机，一方面我们信仰心中的主，一方面我们毫不知觉的破坏了心中的主，人在这个时候，其实就是一个矛盾的循环体，意念的精神和意识的背叛，让我们产生了痛苦。说人没有信仰是不可信的，说人没有破坏信仰的动机也是可笑的，只不过我们有的阻止了破坏这一行动，有的任其蔓延。
 
祁克果说：在灵魂的门后，我坐在那儿，就像曾经在那里似的，注视着自己从事填补时光的工作，而不愿成为自我。
 
自我，这一祁克果看似不存在的信仰，其实向我们说明了这么一个概念：黑格尔死后，叔本华、尼采和祁克果，在分崩离析的哲学体系上，挖掘出一条属于自己的价值观念，只不过这一价值观念，是用哲学家一生的信仰来支撑的，他们没有感觉到信仰的危机四伏，因为他们本身就忘却了信仰，他们只不过在研究属于自己范畴之类的一个神秘的主题而已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