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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十九个路人
手上的烟依然香醇，杯子里的清茶依然热气腾腾，播放器里的班得瑞钢琴曲依然不疾不徐，柔和如梦——这是一个多么难得的周末之夜啊！如果不是突然间想起了小悦悦，我依然会一如既往地敲击着键盘，在QQ群里说些不咸不淡的话。钟点一到，便慵懒地打着哈欠，告别虚拟世界，蜷缩进被窝里，继续着盛世和谐的梦幻。可惜，这一切，都被一个当时毫无分量，现在却成为焦点的小生命击碎了。
无论我们多么害怕直面惨淡的现实，也还是短暂地“穿越”一下吧。那是2011年10月13日下午5点30分（请允许我记得这么清楚，这是对灵魂的尊重），两岁的小悦悦像往常一样跑了出来，跑到了街上。不要去问她的父母此刻身在何处了。事实是，小悦悦是个超生的孩子。也许，她来到这个世界上本来就是多余的。为了生活，她的父母于孩子只是在“放牧”，很多时候，或许就忘了挥动鞭子将她拢回家。这一天，小悦悦没有收获到因对大千世界的好奇而带来的满足感，一辆车从她身上碾过，前后轮各一次，几分钟后，又一辆车从她身上碾过。当我敲下这些文字时，都难免会有一丝痉挛。我不知道小悦悦是如何在剧痛中煎熬的，只是通过新闻了解到在这一过程中，肇事车辆都扬长而去。另有十八个路人，也许认为地上躺着的是一个被抛弃的玩具娃娃，他们在瞟了几眼后，都以一种视而不见的姿态，昂然径去了。直到七分钟后，一个拾荒的阿婆陈贤妹（请记住这个高贵的名字吧）抱起了这个“玩具娃娃“，交回他父母手中。七天后，小悦悦在医院里走完了她才刚刚起步的人生之旅。或许，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户籍里，还没有写上她的名字。对于小悦悦的离去，我愿意相信，是上帝将她带回了没有车来车往的天堂。
事情并没有就此结束。鲁迅先生曾在《记念刘和珍君》一文中说过：“时间永是流驶，街市依旧太平，有限的几个生命，在中国是不算什么的，至多，不过供无恶意的闲人以饭后的谈资，或者给有恶意的闲人作‘流言’的种子。”然而，小悦悦这个“多余”的生命却是引起了一场声势浩大的口诛笔伐的，这可能就是和谐盛世的一个明证吧。只是，在这场讨伐中，除了那个拾荒阿婆陈贤妹，谁都没有资格占据着道德制高点。就像当年声讨范跑跑一样，充其量只是蹦出了一个郭跳跳而已。但是，我们的民族是不会放弃每一个以众凌寡的机会的，尤其是这个机会关乎着道德的时候，即便是长久失眠的人，也会如打了鸡血一般亢奋起来。于是，十三亿人（当然不含那路人甲乙丙丁……）纷纷扛起道德的大旗，骑在失德者的头上，开始了一场旷日持久的1300000000：18的道德保卫战。对于此次战役，天涯论坛上的一篇文章说得非常尖锐，“另外的13亿人，让自己的冷漠吓到了。因为谁心里都明白，那18个人，就是自己”。其实，写到此处，我这些文字才算触及了正题——我，是不是第十九个？这是一个令我不敢面对却又不能不面对的问题，原因还在上面提及的那篇文章中，“知道小悦悦事件的中国人，都以不同的方式在呐喊：讥讽、痛斥、训导、担责、反省、呼吁……这不出奇，因为我们是一个有道德癖好的民族”。“道德癖好”，这是一个多么深刻的词语啊！当一个民族将道德形成怪癖时，潘多拉魔盒里也就空无一物了。
当我第一次看到关于小悦悦的新闻时，我立刻就成为了13亿义愤填膺的群众中的一员。而此刻，我却无意再去对那十八个路人指手画脚了。我没有出现在彼时彼地，我不知道我究竟是第十九个路人还是第二个陈贤妹。已经过去的事不能“昨日重现”，尼采和哲学家们纠缠着的“永劫回归”观毕竟只是个癫狂的幻念。现在执着于反躬自问未必是什么坏事，我们必须思考，在事情发生的一刹那，我们的灵魂将何去何从。但更为重要的是，我们要冷静而深入地去追寻那十八颗甚至是13亿“冰心”的背后，究竟是什么力量在牵引着，以至于一个高喊“仁义道德”的民族经常性地陷入道德缺失的恐慌症中。难道，呐喊的背后其实就是失德在作祟吗？
电影《离开雷锋的日子》在1996年上映，我清楚地记得影片的主人公乔安山在救助受伤的老人时遭遇讹诈；南京“彭宇案” 发生于2006年，这件轰动全国的事同样可以拍成一部电影。十年间，GDP一路飙升；与此同时，“道德”一词走向了如熊猫一样濒危的境地。于是，神州大地上，奇闻奇事不断地挑战着民众的想象力，也一次又一次地上演着“道德总动员”。只是，我们白白地浪费了十数年的光阴和民众的激情。直到今天，我们也没能拯救这位名叫“道德”
的“大兵”。
此刻，我想起了哈维尔的一段话：“是我们全部顺从了这个专制制度，都把它当作了一个不可改变的事实，从而维持了它的运转。换句话说，我们每个人都不同程度地对专制制度的存在负有责任，没有什么人只是一个受害者。须知，是我们所有人制作了这部机器。”这段话的确是振聋发聩的，它同样可以移植到小悦悦事件中来。也就是说，是我们全部认同了“冷漠”一词，都把它当作了一个事不关己时的首选态度，从而促成了它的蔓延。但是，我们不要忘记了德国牧师马丁·尼莫拉的《斯图加特悔罪书》：“他们追杀共产主义者的时候，我没有说话———因为我不是共产主义者；他们追杀犹太人的时候，我没有说话———因为我不是犹太人；他们追杀工会成员的时候，我没有说话———因为我不是工会成员；他们追杀天主教徒的时候，我没有说话———因为我是新教教徒；最后他们奔我而来，已经没有人能为我说话了。”这个世界早已向我们昭告，“一切皆有可能”。谁也不敢保证我们不会遭遇飞来横祸，那时，我们又将如何去面对一张张冷漠的面孔呢？[font=ˎ̥]
[font=ˎ̥] 不要再去高谈什么“道德回归”了，因为这是一个源于历史、关乎体制的问题。在本未正，源未溯的现实里，我们还是想一想自己的血液是否在沸腾，良知是否被湮没。这种经常性的自我拷问，也许会慢慢融化包裹在灵魂外的坚冰，催开一个长满鲜花的春天。[font=ˎ̥]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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